大河網(wǎng)-河南日報
2024-06-11 09:19:29
編者按
殷墟甲骨文研究又有哪些新發(fā)現(xiàn)？夏商周三代文明是如何演進的？夏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沒有關(guān)聯(lián)？裴李崗文化是中國文明的奠基嗎？中國古代的理想城市什么樣……這些都在興文化工程的研究范疇。河南日報理論部、大河網(wǎng)學術(shù)中原聯(lián)合推出特別策劃《文興一言》，圍繞興文化工程研究中的熱點焦點，邀請專家科普研究成果，為網(wǎng)友答疑解惑。讓我們跟著專家講述，一起感知文明起源，探究文化自信的根源。
第四期，跟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，聽他講述殷墟甲骨文承載的文化基因。
自殷墟甲骨文被發(fā)現(xiàn)以來，殷墟甲骨文就與殷墟遺址密切關(guān)聯(lián)，而殷墟又是晚商時期商王朝的都城，因而殷墟甲骨文往往被視為商王、某些子姓大貴族占卜的產(chǎn)物。作為研究殷墟甲骨文的青年專家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王祁認為，殷墟甲骨文包含豐富的商代政治、軍事、宗教思想、社會生活和生產(chǎn)等方面的知識，為我們了解商王朝歷史文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
漢字傳承
中國的漢字源遠流長。早在漢代，許慎《說文解字》記錄了大量古文經(jīng)中的篆書字形，將漢字的起源追溯到了先秦時期。宋代以后，隨著金石學的興起，金文對于漢字傳承的價值逐漸凸顯，吳大澂《說文古籀補》就收錄了不少西周金文字體，從而將漢字的淵源追溯到了西周時期。至于西周之前漢字的面貌，則是在殷墟甲骨文被發(fā)現(xiàn)以后才被知曉。王祁說：“隨著殷墟甲骨文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漢字由甲骨文到金文到簡帛文字到漢魏碑文的完整發(fā)展歷程逐漸清晰起來，我們確認了漢字至少3200年的歷史傳承。”
漢字構(gòu)造一般有六書說和三書說兩種理論，前者如《說文解字》中的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(zhuǎn)注、假借六類，后者如我國著名文字學家、歷史學家唐蘭提出的象形、象意和形聲三類。就殷墟甲骨文而言，無論六書說，還是三書說，都能使用。以三書說為例，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較多，如
，像流水之形，故為“水”字；
、
，像牛、羊之形，故為“牛”“羊”二字。象意字又叫表意字，甲骨文中的象意字不如象形字那樣一目了然、容易辨識，需要我們?nèi)ハ胂筮@個字背后的意思，如
，以四條短畫意指數(shù)字“四”字；
，兩人并立，意指“并”字。形聲字是指有聲符的字，如
，“圓”字，從鼎、圓聲，其上的圓圈表示聲符。另外，甲骨文中還有很多假借字，如常用“鼎”假借“貞”、用“亡”假借“無”、用“女”假借“母”“毋”等。王祁表示，就漢字理論來說，殷墟甲骨文無疑已經(jīng)是成熟的漢字，與此后的漢字并無多大區(qū)別，是漢字文化的淵源。
“當然，僅就字形而言，殷墟甲骨文也有其特點，就是象形字占比較大，象形程度較高，與秦漢以后的隸書、楷書差異較大。”王祁指出，殷墟甲骨文能夠反映商人的思想世界，為我們提供了研究商人思想文化的一些重要線索。比如，中國人有龍崇拜的傳統(tǒng)，最早的“龍”字見于殷墟甲骨文，寫作“
”，與殷墟遺址所出龍形遺物形象一致。甲骨文有“其作龍于凡田，有雨”的記載，是作“龍”以求雨的意思，這里的“龍”就是漢代文獻中可以祈雨的“土龍”。“可見，早在商代，龍就作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神秘生靈而存在。”王祁說。
“惟殷先人，有冊有典”
王祁表示，如果說文字是一個民族文化傳承的核心載體，那么由文字所組成的典籍，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要內(nèi)涵?！渡袝?middot;周書·多士》謂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冊有典。”說明商代已經(jīng)有了用毛筆書寫的典冊。學術(shù)界一般認為《尚書·盤庚》篇最初就是商人的典冊，只是經(jīng)過了后人的轉(zhuǎn)錄，而有了不少晚期的文字特征。
殷墟甲骨文是不同于典冊的一類材料，它主要是為了占卜而產(chǎn)生的，典冊則主要是為了記錄某些事情而產(chǎn)生的，二者性質(zhì)并不相同。不過，即使如此，殷墟甲骨文也存在著某些與典冊相似的特征，反映出晚商時期人們已經(jīng)有了記錄復雜事情的能力。比如，《甲骨文合集》有一條號稱字數(shù)最長的甲骨卜辭，全辭刻在此版甲骨的正反兩面，從“癸丑卜爭貞”至“才敦”，全辭在90字上下。這片牛肩胛骨刻辭還有兩條與此辭相關(guān)的卜辭，三辭合計在154字以上，記載了某年五月、六月商王及其屬下遇到的一系列事情，如奴隸逃逸、屬下生病、方國戰(zhàn)爭等事項，時間地點清晰明確、要而不繁，是較為典型的一篇散文式文辭。
“通過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即使甲骨文是以占卜為目的的材料，它所顯示的諸如承前省略、避復等修辭方法，也能說明商人在書寫文辭時已經(jīng)懂得用辭的考究，有著較強的書寫能力。”王祁認為，類似的長篇卜辭尚有不少，如著名的小臣墻刻辭、子央墜車刻辭等，都生動地記錄了一個事件的完整經(jīng)過，說明商人記錄事情的能力已經(jīng)極為成熟。由此，我們知道“惟殷先人，有冊有典”并非虛言，商人是有能力書寫典冊的。
時間體系
中國人有著較為穩(wěn)固的年、月、旬、日觀念，這一觀念最早可追溯到殷墟甲骨文時代。在商末的黃組卜辭中，常見所謂“周祭卜辭”，如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，一條卜辭中的時間概念分別有：祀、月、旬、日。商末甲骨文常見商王遍祭始自上甲微的先公先王，并配祭先妣，遍祭一周即為一“祀”，此“周祭卜辭”。由于遍祭一周用時為一年，故甲骨文常用“祀”表示年。至于甲骨文中的“年”“歲”二字，反而不用來表示今之年歲。因而，“唯王三祀”就是某王三年的意思。“祀”下有“月”，一祀可分為十二月，閏年有十三月。“月”有三旬，每旬十天，商王常貞卜“旬亡憂”，就是想知道一旬十日之內(nèi)是否有災禍。至于具體的紀日，商人有六十干支的概念，并在一些甲骨文中詳細列舉了六十干支，是為干支表。上舉卜辭中的“癸酉”“甲戌”，都是干支紀日。周代以后的人們除了用“歲”“年”替代了“祀”，整個體系并沒有太大變化。“我們今日所說的農(nóng)歷一年、十二月、三十六旬、六十干支日，都傳承自商，這是商文化對中華歷法的一大重要貢獻。”王祁說。
空間體系
根據(jù)考古研究發(fā)現(xiàn)，商代不僅已經(jīng)有了成熟的時間體系，還有較為完整的空間體系。甲骨文中有所謂“四土”的概念，又有“四方”的概念，從卜辭中的“四土”“四方”很難看出有什么區(qū)別，與它們對貞的“商”無疑是指商國，商人居于“四土”“四方”之中，故可稱“中商”。“四土”“四方”指以商國為中心的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方位，學術(shù)界認為“四土”“四方”還指商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圍占地范圍相當廣大的政治疆域。
以王所在之國（文獻中稱“王國”）為天下之中，以王國周邊區(qū)域為“四土”“四方”，商人已經(jīng)形成了“中心——四土、四方”的完整空間體系。這一體系在周代更為常見，如周代文獻常見的“周邦”與“四方”相對，就與甲骨文中“商”與“四土”“四方”相對完全相同。“今天我們依舊使用這一空間體系。”王祁說，“晚商時期不但在時間體系上影響了后來的文化，也在空間體系上影響了后來的文化。”
五谷豐登、六畜興旺
“前面談了殷墟甲骨文中幾個重要的文化基因，主要是一些思想文化層面的概念，如果說晚商時期物質(zhì)文化有何特色，那一定就是五谷豐登、六畜興旺。”王祁侃侃而談。
所謂“五谷”，主要指粟（小米）、黍（黃米）、麥（小麥）、菽（大豆）、稻（水稻）五種農(nóng)作物。這五種農(nóng)作物，在殷墟甲骨文中都有發(fā)現(xiàn)。表示粟類作物的詞匯有
、
、
等字形，表示黍類作物的詞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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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、
等字形，表示麥類作物的詞匯有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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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等字形，表示稻類作物的詞匯有
（秜）字。學術(shù)界還認為，
，可表示菽類作物。有意思的是，殷墟遺址還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五種農(nóng)作物的實物材料，即粟、黍、小麥、大豆、水稻的炭化種子遺存，也是商人已經(jīng)種植五谷的證據(jù)。
所謂“六畜”，主要指馬、牛、羊、豕（豬）、犬（狗）、雞六種家畜。殷墟甲骨文中也存在這六種家畜的詞匯，如
、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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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、
（或
）分別就是馬、牛、羊、豕、犬、雞六個字。其中，馬、牛、羊、豕、犬五種家畜的遺骨常見于殷墟遺址。殷墟遺址雖有雞骨遺存，但數(shù)量較少。不過，周武王伐商時指責商王紂寵信妲己時指出，“古人有言曰，牝雞司晨，惟家之索”（《尚書·牧誓》），這種“牝雞無晨”是古人長期飼養(yǎng)家雞后方能出現(xiàn)的經(jīng)驗，反映出商代養(yǎng)雞業(yè)的繁榮。因而，“六畜興旺”是商代家畜飼養(yǎng)業(yè)的重要特征。
王祁認為，商代以后，五谷豐登、六畜興旺依舊是中華文明的根基，塑造了中華文明的農(nóng)耕基礎(chǔ)，確保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連續(xù)性。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，農(nóng)業(yè)還是我們的第一產(chǎn)業(yè)，農(nóng)作物和家畜業(yè)依舊發(fā)揮著重要的社會功用。“可以說，殷墟甲骨文所載的五谷、六畜，就是中華文明的物質(zhì)文化基礎(chǔ)。”王祁表示，前面所論僅是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幾個典型代表，但已經(jīng)顯示出殷墟甲骨文所承載文化基因的多樣性、豐富性。這些文化基因，不僅表現(xiàn)為精神層面的因素，還表現(xiàn)為物質(zhì)層面的因素，物質(zhì)文化基因與精神文化基因又相輔相成。“商代作為中華早期文明的重要階段，它的物質(zhì)特征和精神特征深深塑造了此后三千年的文明史，并深深刻印在中國的文化基因之中。”王祁對此堅信不疑。（記者 劉紅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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